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腾里没有车载香薰，林思弦总觉得自己闻见了陈寄的味道。他从来没能概括出这是一种什么味道，像是洗涤剂、沐浴露混合某种草木味道，以前的他一度以为那是陈寄家里的中药气味，现在看来却不然。

林思弦把自己这面的车窗降了一半下来，想让窗外的泥土气息覆盖掉它们，被陈寄驳回：“关上。”

“透个气。”林思弦说。

陈寄左手在中控台上点了两下，意思是开着内循环：“雨天，前面有两个工地，你要开窗透气。”

林思弦自知这讲不通，不得已又将车窗关上。

开回酒店只有几公里的路，但一路太堵，十分钟前行了不到五百米。

车上没放任何音乐和电台，不知刚才李主任跟陈寄都聊些什么，此刻车厢内一片静寂，只有透过窗的雨流声在荡漾。

林思弦不觉得现在是听雨的好时机，没话找话：“您今天怎么去了片场？”

“宁沛有事找我商量。”

“您跟导演关系真好，之前就认识吗？”

陈寄没接话。林思弦用余光瞥了一眼——没睡着，只是沉默地注视前方。

林思弦尝试加入这段沉默里。三秒后，他又受不了了：“没想到下雨天这儿会这么堵，早知道刚才绕一段。”

这次陈寄回了：“南口墙塌了，你绕不过去。”

林思弦“哦”了一声：“这地儿确实基建太差。”下一句又无缝衔接：“您吃饭了吗？”

“林思弦，”陈寄终于打断他，“不要硬找话题。”

“是吗？我以为这叫闲聊呢。”

“闲聊的话，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事情，”陈寄说，“比如我记得你当年艺考第二，为什么这几年连颁奖礼的现场都去不了。”

这话说得相当直接，但林思弦并不讶异：“人生本就瞬息万变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红的命。”

一句有点万能的回答，只是陈寄没有放过他：“但不是每个人都退学了。”

陈寄还是那个陈寄。对他珍惜的寥寥几人尽心尽责，重话都不会说几句；对他不在意的大多数人漠不关心，冷淡从始至终；唯独对林思弦说话不留情面。

认真反思起来，林思弦的霉运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，从某个黄昏开始——学籍办的老师将他叫到办公室，好像就是他的人生一落千丈的起点，想翻身都不知道支点在哪。

二十一岁的林思弦拿着退学通知从戏剧学院南门昂头走出，他知道一路上全是打量的目光，好奇的，嘲讽的，他没有分一点眼神过去，所有的力气都在支撑他坚挺的脊椎。

没关系。当时的林思弦给自己说。只是人生一个小变数。

后来他妈妈吕如清去世，什么经验都没有的林思弦一面应对医院账单一面独自操持后事。等到吕如清终于入土为安，林思弦以为自己可以开启全新生活，却完全找不到任何机会——试镜、自荐全都失败，他只能猜测是退学带来的影响，可是他那些初中学历、完全没经过任何培训的竞争者至少都有一两次回音。

茫然的一年半之后，林思弦终于遇到了一位极端理想主义的导演，要拍一部并不卖座的文艺片《高楼》，对方见到林思弦就认定他是这部片子的主人公。因为导演的完美主义，林思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，前前后后又磨了大半年，然而拍摄还剩四分之一时投资商突然撤资，一个还没起步的小剧组也借不到钱，《高楼》就这样成了烂尾楼。几个月后，林思弦就因为工人失误从工地一坠而下进了医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