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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差南正面对自己职场生涯中最大的危机。

自1982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，他便回到曼谷，先后任职于曼谷银行、暹罗商业银行及THA中央银行。在货币管理和资本流动监管方面，他是整个亚洲最受推崇的专家之一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正是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，THA逐步放宽外汇管制，允许资本项目更为自由地流动，并在区域合作中积极鼓吹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改革。

他推崇一种特殊的汇率制度，即泰铢的涨跌挂钩美元，从1984年开始，两种货币的兑换维持在25:1的上下。

美元升值，泰铢就跟着升值，美元贬值，泰铢也跟着贬值。这种“笨蛋”办法，顺利保持住了出口竞争力与海外资本吸引力的相对平衡。

在整个亚洲，都这被认为是最稳妥的货币政策之一，国家因此获得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，维差南受到了数不尽赞赏和荣誉，很快，等现任央行行长退休，他便会上位成为新任央行行长。

可现在，一切都不太对。

维差南缓缓起身，走向窗边，窗外是曼谷的清晨，佛塔金顶在阳光下闪烁，他的心情并没有因为这佛性十足的风景而改善半点。

秘书轻轻敲门，低声说：“专家们到了。”

“请他们到会议室。”维差南回头，“我马上就到。”

美国的专家团队的到来，是维差南最后的希望。

第65章 嗜血大鳄

【那是我职场生涯里最艰难的一段时光。

1997年,THA金融体系濒临崩溃。谁能想到，十多年的辉煌，会在短短几个月内,被外资撤离、货币贬值和系统性恐慌击垮？而我，维差南，作为中央银行副行长,正身处风暴中心。

我从不否认过去的选择。自1978年从哈佛毕业归国以来，我一直相信,亚洲必须走向市场化，必须学会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中自我调节。事实证明,它确实带来了资本的狂潮、投资的繁荣与房地产的奇迹。我们的人均GDP翻了几番，通胀稳定,外汇储备攀升。

但1997年教会了我另一个道理——

我们无法控制投资者的情绪，正如我们无法控制季风。我曾在深夜翻看旧笔记，在80年代的某一页，我写过：“市场是一条蛇，温顺时是工具,发怒时则反咬设计者一口。”我那时还年轻，写下这话时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。

还有一件事让我后悔终生,我在1996年末会见了自纽约而来的三位‘专家’，他们的名字我不能说得太具体,其中两位已经成为如今华尔街领袖级人物。但当时我不完全清楚这件事，我以为他们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,在那一年末的闭门会谈里，我向他们透露了目前的制度存在的困难和阻碍,这个信号被他们中的人听到,并意识到我们已是强弩之末。

在他们离开曼谷以后,国际资本很快对泰铢发起进攻。

再后来的一切，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。

——《一个央行人的自述》维差南】

上午8:30分，维差南在会议室见到了美国专家团队，领头的莱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层。

维差南向他们申请了1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，以缓解外汇储备告急和财政资金枯竭的双重压力。三个月过去，除了技术性评估会议、流程审查、承诺清单，至今没有一分钱到账。

他越是着急，态度就越是克制而恭敬。

这群人里，有一个人的面孔让他印